威马汽车涨价 市场竞争白热化******

　　红星资本局消息，1月16日，威马汽车宣布，于2023年1月1日起针对W6、EX5-Z、E.5等多款在售车型进行价格调整。调整后，综合补贴后售价将上涨1.5万元-2.5万元不等。价格调整方案于2023年1月1日零时起生效，在此之前已完成定金支付的用户不受此次价格调整的影响。

　　威马汽车称，为打破“越卖越亏”的行业怪象，威马在2022年后半段开始战略性收缩新车交付量，并多次实施产品价格调整，以改善公司盈利结构，进而更好地支持产品研发和用户服务。

　　借壳APOLLO出行上市

　　就在1月12日，APOLLO出行(00860.HK)公告，将以20.2亿美元收购威马汽车子公司，并将以每股0.55港元的发行价配发及发行约288.25亿股。

　　这被视为威马汽车将通过APOLLO出行完成港股借壳上市。

　　接近威马汽车人士向红星资本局表示，此次与APOLLO出行双方战略并购，威马汽车上市路径进一步确定；阿波罗造车产业链与威马造车产业链可实现资源互补；战略合并后，威马借机实现品牌向上。据了解，完成尽职尽调后，威马或在本年二季度完成挂牌。

　　作为最早一批入局的造车新势力，威马汽车2022年接连被曝降薪、财产冻结，销量掉出第一梯队。汽车独立分析师刘昊向红星资本局指出，通过收购APOLLO出行实现港股上市，威马汽车不仅能解决资金问题，还能实现品牌与产品战略升级。APOLLO前身是德国小众超级跑车制造商Gumpert，并购后威马汽车将覆盖主流、高端和超豪华三大市场，提升资本市场想象空间，或重回造车新势力前列。不过也有业内人士对此并不看好。

　　行业或加速洗牌

　　业内普遍认为，“国补”退出后，2023年新能源汽车市场进入完全市场驱动时代，加上碳酸锂价格回落和特斯拉(TSLA.US)全球降价的鲇鱼效应，行业或加速洗牌。

　　进入2023年，特斯拉先后大幅下调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加坡、美国、加拿大以及欧洲多国的电动车价格，引发全球车市震动。

　　1月6日，特斯拉中国宣布对国产车型调价，其中Model 3后驱版降价3.6万元，高性能版降价2万元；Model Y后驱版降价2.9万元，长续航版降价4.8万元，高性能版降价3.8万元，创下价格的历史最低点。

　　此后，特斯拉在日本降价约10%，在欧洲多国降价1%-20%，在美国降价最高19.7%，部分车型还将同时享有美国《通胀削减法案》的税收抵免优惠政策，最高降价2.05万美元。

　　在美国和中国，特斯拉出现了新车和二手车价格倒挂的现象。

　　不过降价也让新车销量上升。特斯拉门店销售人员表示，降价后进店顾客人数激增。

　　乘联会数据显示，2022年，新能源乘用车渗透率达到27.6%，较2021年提升12.6个百分点；预计2023年新能源乘用车销量850万辆，渗透率将达36%。

　　新能源汽车市场增速放缓，特斯拉降价让国内市场竞争白热化。红星资本局注意到，目前在国内与海外市场，特斯拉的价格区间已经与大部分造车新势力重合，甚至接近比亚迪(002594.SZ)。这也让国内新能源车企“出海”的难度增加。

　　特斯拉公司副总裁陶琳此前表示，特斯拉的价格变动是基于“成本定价”逻辑。业内人士认为，在供应链、规模化生产等优势下，特斯拉的毛利率远高于同行，仍有降价空间。

　　根据睿研咨询出具的报告，如果将来零部件价格下降，或特斯拉采用更优化的生产或零部件替换，按2022年Q3的成本价与2021年Q4的最低成本价比较，特斯拉还有3万元的下降空间。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吴丹若

持续释放数字经济的澎湃动能******

　　发展数字经济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的战略选择。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这为进一步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增强数字经济发展澎湃动能描绘出未来发展的宏伟蓝图。

　　新时代十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深刻洞察数字经济发展趋势和规律，明确提出数字中国战略，并先后出台《数字经济发展战略纲要》《“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等文件，着力推进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据统计，2012年至2021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从11万亿元增长到超45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21.6%提升至39.8%，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二位。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业态、新平台蓬勃兴起，线上线下融合、远程医疗、智慧物流等应用场景全面铺开，数字技术正进入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创新发展的“新领域、新赛道”“新动能、新优势”。

　　数字经济为我国经济“稳增长”提供关键力量。面对全球疫情反复、地缘政治冲突加剧等复杂严峻形势，数字技术、数字经济推动了各类资源要素快捷流动、各类市场主体加速融合，帮助市场主体重构组织模式，实现跨界发展，打破时空限制，延伸产业链条，畅通国内外经济循环，成为我国经济恢复向好的“加速器”。

　　数字经济为我国经济“调结构”提供新引擎。随着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深入推进，数字经济在推进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实现制造服务精准化和制造过程数字化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伴随着电子商务、移动支付的广泛应用，近年来我国网约车、网上外卖、数字文化等市场规模领先全球，为服务业创新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数字经济为我国经济“促转型”提供重要保障。数字经济的高创新性、强渗透性、广覆盖性特点，成为我国推动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产业融合的重要结合点。过去十年，在“东数西算”等重大工程的带动下，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提速，以数字为“基底”的新应用、新场景、新模式、新业态层出不穷，“数”“实”融合竞逐新赛道，智能生产线、数字化车间、智慧工厂建设有力推动传统制造业、服务业、农业等全方位、全链条数字化转型，为加快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供重要支撑。

　　放眼全球，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加速创新，正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我们要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紧紧抓住数字技术变革机遇，充分释放数字化发展的放大、叠加、倍增效应，抢占新一轮发展制高点。

　　加快发展数字经济，必须着力推进重点领域数字产业发展。聚焦集成电路、新型显示、通信设备、智能硬件等战略前沿领域，培育一批具有产业链控制力的生态主导型企业，促进产业化、规模化应用并实现集群化发展，打造世界级数字产业集群。同时，要利用数字技术全方位、全角度、全链条赋能传统产业，加快金融、物流、零售、旅游等生活性服务业和服务贸易数字化进程，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加快发展数字经济，必须着力塑造数据基础制度体系。充分发挥我国海量数据规模和丰富应用场景优势，激活数据要素潜能，构建起保障权益、合规使用的数据产权制度体系；构建合规高效、场内外结合的数据要素流通和交易制度，形成适应我国制度优势的数据要素市场体系；构建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数据要素收益分配制度，防范各类风险挑战；着力完善安全可控、弹性包容的数据要素治理制度，构建起政府、企业、社会多方协同的治理模式。

　　加快发展数字经济，必须着力参与数字经济国际合作。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大国，我们不仅要加快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数字技术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还要积极参与国际组织数字经济议题谈判、数字化国际规则制定、双多边数字治理合作，在维护和完善多边数字经济治理机制中发挥作用，为营造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数字发展环境贡献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

　　（作者：潘玉驹，系浙江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温州大学研究基地研究员、温州大学副校长）